不到100年前,多数历史学家都假定中国的有组织社会,始于公元前约1100年。但事实上,在有历史记载以前,早就有一个为今人所知不多的商朝存在,虽然有关商朝的种种,一般认为几近传奇,不可尽信。这种情形,与西方学者也曾认为特罗亚以及特罗亚之战,几乎全是虚构一样。然而这种怀疑,因为发生了一连串偶然事件,出土了一些文物,如今已烟消云散了。
1899年,北京有一位医师,为一个患上疟疾的患者处方,开了几种药。病家的主人王懿荣,碰巧是个研究古代手写文字的古文字学家。医师开的药方是传统配剂,其中包含一种名为“龙骨”的药物。
药买了回来,在准备研碎那些“龙骨”之际,王懿荣发现那些刚硬物质并不是什么骨头,而是变黄的龟甲,上面有很多划痕。王懿荣好奇心起,拿起甲骨细翻划痕,竟然出乎意料,发现那竟是某种文字。那些字体既非原始的象形文字(即以图书为符号的书写法,例如以蛾眉代表“月”,以圆圈代表“日”) ,亦非现代中国人所使用的表意文字。这显然是王懿荣从未见过的一种远古铭刻,他于是买下药店的全部“龙骨”,加以细心研究。
这些“骨”有兽骨,也有龟甲,上面颇有些具有意义的划痕,使王懿荣深信那是约3400年前的商朝遗物。
王懿荣的发现一经公布之后,前所公认中国人始用表意文字的日期,便被推翻了。此外,还清楚显示商代实在并非只是一个传说,而商代的人从此即被看作中国文字的创始者,我们既能接触世界上所知最早而仍未毁灭的文字系统,只俟古文字学家研究和辨释,至少可窥见这些文字出现时的一部分社会状况。
王懿荣的发现,激发起其他学者和古董收藏家热烈搜寻上有铭刻的“龙骨”。在华北地区搜寻所得甚丰,而在华南却没有什么收获。不过20世纪初年出土的大量器物碎片,已迅即解答了当时三个难以索解问题中的两个。第一,商代文字何以刻在甲骨上,而不写在更为恰当(尽管不那么耐久)的物体,例如树皮之上?第二,为什么文字总刻在碎片的裂纹或切痕周围,是否表示袭纹或切痕并非意外损坏,而与周围的铭刻有关?
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已找到,原来所有这些碎片其实是后来所称的“卜骨”。骨上的裂纹绝不是意外所致,而是蓄意以高热造成的:商朝人认为,裂纹的形状和位置可以预示吉凶。因此某条袭纹四周的文字,既记载所占之卜,也录下卜骨的答案。商朝人自王公以至庶民,显然唯卜骨是赖,不仅用以预卜前程,而且借以决定行为,不管是进行战争,建造房舍,还是出门远行,一应事项,都依占卜取舍。
但王懿荣初步探索之后,历时甚久,仍然有一个重要问题未能解答:商朝人居于何地?而商代的城市中心究竟在什么地方?这个问题现在也有了答案。
许多年来,中国河南省安阳考古现场附近的居民,经常肆意挖掘长期埋在地下的白色陶器和精致铜器贩卖。在收藏家都知道甲骨的重要性后,专事挖掘地下器物的安阳居民,也发现将经常挖掘到的“龙骨”出售,可获厚利。
1928年,中国政府对珍贵文物那样散失,大为震惊,就颁下命令,管制安阳地区的发掘工作,制止古物再被人盗挖贩卖。安阳地区的发掘工作,至今仍在进行,而发掘出来的东西,不仅有大量甲骨(单是一个坑就有17000件) ,同时无可置疑还发现了商代京城遗址。
这京城原来占地不少,包括一座30米长的宫殿,宫殿两侧并有作坊,商代的工匠就在这些作坊制造石器、骨箭镞和装饰华丽及造工精致的铜器。此外,又发掘出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房舍和庙宇,这些建筑物采用砖建造,下有基石,屋顶以巨大木柱支撑。至于同时发现的茅屋,则或许是平民所居。出土文物中,并且包括很多精美的陶瓷,和铜器、车辆的残余部分、装饰帝王墓的巨型石雕,以及布满人类残骸(或者是集体陪葬的殉葬者)的地下走廊。
所有这些发现,许多考古学家都同意,是出自商代最后一个首都“殷”的所在地,而在华北其他地方,也发现了更多有关商代的证据———一个过去一度被视为“神话般的”社会,现在终于“得庆重生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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